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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消失的她好看吗

时间: 奕玲 热点文章

票房超23亿的电影《消失的她》好看吗?《消失的她》是端午档的电影票房冠军,是一首部悬疑片。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票房超23亿的电影《消失的她》好看吗,欢迎大家阅读转发!

电影消失的她好看吗

票房超23亿的电影《消失的她》好看吗

《消失的她》改编自前苏联电影《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何非(朱一龙 饰)与妻子李木子在潜水课上相识,在去往泰国的结婚周年旅行中,木子神秘失踪,一名性感的陌生女子(文咏珊 饰)在此时现身并声称自己就是木子,何非找来跨国律师陈麦(倪妮 饰)帮忙。此后情节一波三折,观众最终发现杀害木子的人正是何非,其目的是继承木子的丰厚家产。陈麦的真实身份是木子的闺蜜沈曼,作为一名获得国际大奖的戏剧导演,她找来假木子与其他剧场演员,希望拆穿何非的谎言,找到木子失踪的真相。电影上映第二天,“朱一龙从迷人变吓人”的词条窜上微博热搜,不少观众还表示,看完以后“恋爱脑都治好了”。

电影《消失的她》为女性发声,却仍以男性为主体

《消失的她》十分强调情节不断反转带来的爽感,最大的反转便是沈曼用一场“戏剧”成功为闺蜜复仇、把何非送进监狱,这也为影片打上了“girl helps girl”的标签,仿佛替女性观众出了一口恶气。

然而,这样的结局无法掩盖观影过程中的不适。究其根本,全片只有何非拥有相对完整的个人叙事。他出身底层、做过外卖员和调酒师,试图在上海闯出一番天地,却因为发现赌博这一通往成功的捷径而走上自我毁灭(并毁灭妻子)的道路。相较而言,三名女性角色是相当职能化的——木子安静内向而容易相信他人,这构成了杀妻的铺垫;沈曼看似英姿飒爽,但关于她的细节都是为了叙事服务,比如戏剧导演的职业是为了最终的反转,喜欢在红茶里加柠檬片的习惯是为了说明她和木子的闺蜜关系,就连她与木子成为朋友的契机也是廉价的“过命梗”——沈曼儿时遭遇校园霸凌,在跳楼之际被木子临时救下。至于那名美艳的假木子,她的形象是典型的男性视角下的“蛇蝎美人”(femme fatale),身着一袭红裙,为了假扮成木子而忍痛以火印在大腿伪造胎记。然而,她如此拼命帮助沈曼的理由被一个镜头轻巧带过:假木子抬起割腕过的手,暗示自己也曾遇到过渣男。

电影《消失的她》纯爱和理性算计之外,爱情还剩什么

与对女性角色的薄弱想象一脉相承,电影对于爱情的刻画也相当浅薄、非此即彼。影片前半部分,何非追求木子的情节可谓“纯爱”:作为潜水教练的何非邀请木子一起去海底看星空,采取微信轰炸直到对方被打动。谜底最后才渐次揭晓,原来锲而不舍的追求只是因为看上了木子继承的巨额财产,“去海底看星空”则变成一句不祥的预言——何非正是在泰国海底潜水时借机杀害木子的。似乎在主创眼中,爱情关系有且仅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冰冷的算计,要么是滤镜满满的幸福,且后者极有可能只是虚假幻梦。这一逻辑延续到了后续的宣发和观众回应中,热搜词条写着“恋爱脑必看”,抖音视频下方则出现了不少反串评论,称本片是“绝世小甜剧”,朱一龙是“绝世好男人”。

摇摆于“清醒”与“恋爱脑“之间,这似乎已经是年轻人的某种常态,《消失的她》正迎合了这一点。这一状态也体现出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在著作《冷亲密》中命名的“情感资本主义”,在今天,情感成为可被评估、检查和量化的实体。重点在于,它“促成了一个痛苦的自我,一个由心理缺陷来定义身份的自我,它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改变的命令,才能被重新纳入市场之中”。于是,我们越来越割裂超理性世界和私人世界的联系,而后者越来越被自我制造的幻想支配。易洛思继而提到,幻想从未像如今这样丰富和多元,但它们可能因为逐渐与现实脱节而变得软弱无力。

值得注意的是,“自我理性化”与“自我制造的幻想”看似相反,实则一体两面——正因为现实中的感情充满算计,所以要逃遁到恋爱幻想之中。从观众的微博评论中经常可见这样的句式:“看完《消失的她》,奖励自己再看两集纯爱开心一下吧。”

这部影片的原型之一是“泰国坠崖孕妇”事件,实际上具有很强的议题性,然而影片试图激起的情绪却是值得怀疑的,它虽然有可能让女性一定程度上提高警惕、避免此类事件,却又挖空了事件的核心。因为问题的关键并非女性是否“恋爱脑”,而是父权既得利益者的掠夺与盘剥使女性不得不转向自保,这种被掠夺的状况却是很难通过女性一己之力的权衡利弊就得到改变的。

电影《消失的她》引人思考的女性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如上文所述,《消失的她》对女性发声更像是浅显而迎合流行情绪的口号,片中的女性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正义的符号,她们为惩罚“渣男”而生,别无其他目的。另一方面,电影中厌女的视线无处不在,所以就出现了假木子这样有些割裂的角色——既是好人,又是个美丽“坏”女人。不如说,这种不愿直视女性真实样貌的做法本身就是极为厌女的。

如果要在电影中真正颠覆男性的固有言说,创作者应当注意女性处境的复杂性,这一处境并不发生在《消失的她》那样密闭架空的孤岛上,而与阶层等问题紧密交叉。比如在2022年的韩国电影《下一个素熙》中,家境普通的素熙在与女性好友发生口角时会被刻薄地评价,做接线客服的她只是个“天天挨骂的死丫头”;公司内部暴力压榨素熙的人,并不是她的男上司(他反而具有一些温情和正义感),而恰恰是后来的女上司,她无情地辱骂素熙讨要应得的实习报酬是因为“太穷”,这成为了把素熙逼上自杀道路的最后一根稻草。播客“反派影评”指出,这正是《下一个素熙》导演郑朱莉的犀利与深刻之处,由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往往被认为是软弱的,所以必须展现出更强硬的姿态,这使得女性之间的互害一览无遗。

海德薇格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创造出不能被轻易理解的女性角色,比如电影《珀尔》中那个打破纯洁女性与暴女界限的女孩,她是饱受母亲折磨的纯真乖乖女,但下一秒就拿着鹅去喂鳄鱼,心怀不满地大开杀戒。海德薇格认为,这些行为都没有清晰的可以被道德化的动机,也没有忏悔和愧疚。珀尔的行为虽然古怪,却并非全然不可理解,她唤起了观众的诸多共情——比如因被禁锢在农场中无法实现梦想的感受,以及妯娌被选中参加舞蹈表演时的嫉妒。

影片的优秀正说明,对于女性的理解与支持从来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而是曲径通幽的,这需要创作者真诚面对女性幽微的内心。唯其如此,那个“消失的她”才不再是空洞的想象,而可以有着具体、丰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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